编者按:2021年是中国百年华诞。百年征程波澜壮阔,百年初心历久弥坚。即日起,南都、N视频推出“百年风华·外国政要学者访谈录”系列报道,全球连线多位国际友人,讲述他们与中国交往的故事,以及他们所见证的,在中国领导下,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。

“从人民群众最普通的生活中,就能看到中国领导下的显著成就,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”近日,英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、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、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·布朗(Kerry Brown)接受了南方都市报、N视频专访。

克里·布朗1967年生于英国肯特郡,曾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,并在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。作为中国问题研究专家,克里·布朗和中国的渊源颇深。他从二十多岁开始研究中国问题,聚焦于中国的思想、历史、文化及民生等多个领域。从上世纪90年代起,他先后做过外交官、商人、咨询专家和学者,到访中国100多次。

克里·布朗也曾大量对外讲述中国故事。他著有20多本关于中国的著作,经常被英国媒体和官方智囊团引用;在《五城记——一个英国人的中国梦》中,他以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探究中国百姓的寻常生活;围绕中国的政治、经济和历史,他曾接受全球多家媒体采访,并在35个国家发表过演讲。今年6月22日,中国驻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线上座谈会,他参与了发言。

克里·布朗在受访时用流利的普通话告诉南都、N视频记者,与30年前第一次来中国相比,中国人的居住环境、生活水平和交通设施等都有了巨大变化,中国的经济情况、国际地位也都“完全不一样”了,而在他看来,这和中国的领导智慧密不可分。

克里·布朗:我确实对中国很了解,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91年。1994至1996年,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旅居。

1994年之后,我从事过外交官、商人等职业,并成为了一名学者。这些年,我亲身前往中国的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前后在中国待了近6年时间,总计到访100多次。

我在中国的5个城市生活过。我很喜欢北京,1998年,我加入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,来到北京任一等秘书,这也是我最早在中国待过的地方之一。之后,我去了呼和浩特,住在内蒙古医学院。我也很喜欢上海,在那里做过一个和英国相关的项目;我同样很喜欢西安,因为那里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;我还一直都很喜欢去香港,它有着不一样的现代性,我对这座城市有非常特殊的情感。

这些年,不管是经济、政治,还是文化等方面,中国的变化都非常大,而这些变化是难以预测的。对于中国的庞大和复杂性,我有自己的认识,但是我不了解的还有很多。

克里·布朗:中国的经济情况、国际地位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30年前,我第一次去中国,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偏僻的。在英国,我们也根本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新闻,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

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当时相比有了很大变化。比如,那时中国学生去国外进修的情况是比较少的,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,据我了解,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线万名中国学生计划来英国进修。30年前,中国还有很多贫穷的人,但在2020年,中国已经全面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。中国人的居住环境、交通设施,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平,与30年前、20年前,甚至10年前相比,都有了非常积极、显著的变化。从人民群众最普通的生活中,就能看到中国领导下的显著成就。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

克里·布朗:我认为中国最突出的是具有全面性,比如2014年提出的“四个全面”。在欧洲,没有政党敢进行全面性的改革,有些事情他们做不了。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中国是非常特殊的,不能用西方理论来研究,否则就会理解不了,这也是为什么必须了解中国历史的原因。在英美等西方国家,尤其在英国,一些人根本不了解,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历史。

我觉得今年是一个机会。我希望人们至少能够了解中国的几个方面:中国有自己的思想,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影响非常深远,这是生活在国外的我们所不了解的。此外,中国还是一个战略性的机构,会制定发展计划,而且每个计划之间的内容有所不同,在这个方面,中国区别于其他政党。

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贡献,是服务于占比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值得被尊重。

克里·布朗:现在的中欧关系遇到了很大挑战,可以说是处在十字路口。欧洲现在存在一些经济问题,一些人希望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达成友好的关系,但一些人更关心价值观的问题。欧洲的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一些争论。

我觉得,过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好转。虽然欧洲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一样,但它们有共同的目标。从去年到现在,受疫情影响,欧洲经济面临很大压力,如果要走出这种状态,欧洲就要向外产生更多的联结。在经济领域,与中国的合作是特别重要的,这样的合作也是无法避免、必不可少的。

克里·布朗:我们必须承认,中国就是中国,不可能变成我们,我们也不可能变成中国。有些人把中国看作一种“威胁”,我认为这些人应当更清晰地表达他们的观点,而不是一味地重复“”。事实上,对于这一“威胁”是什么,还没有明确的共识。

我认为,在共同面对全球性流行病、气候变化等问题方面,中国并不是“威胁”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符合中国自身利益,在这些领域开展工作实际上也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。我们得承认中国和我们不一样,其次双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契合点。

对于未来,我是很乐观的。在我看来,目前我们的关系处在一个不稳定的时期,希望过一段时间,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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